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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的写作都和四川紧密相联,那些作品的精华与蜀地的灵气,如同孩子与母亲的关系。这种精华、灵气一开始是注定要被历史上的中国诗坛中心排斥的。

四川这片精神上“中庸”的土地出人意料地“不产”沉稳敦厚的小说,却“盛产”需要被激情千锤百炼的黄金匕首——诗歌。这固然与中国文化史上对诗歌的青睐相关,但“产自”蜀地的诗歌与其他地方的诗歌相比,因其特殊的气味而显得重要。中国历史上的京城诗歌、江南诗歌受宫廷诗影响过重,以强调技巧的典雅规范著称。蜀地诗歌却如蔓生草木,较少受到拘束,有了华丽夸张的想象,诗人爱在文本中故意自我塑造(如爱好扮演游侠、高人、隐士),更为这些诗歌添加了生命血肉的质感。历史上蜀地诗歌的每一次成熟,都给中国诗坛带来强烈的冲击,甚至致命的颠覆。

四川具备孕育诗歌的天然土壤。从四川诗人的生活土壤来考察,阴郁的天气、低消费的物质水平、舒缓的生活节奏,以及人与人之间散淡的联系。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的写作都和四川紧密相联,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及,是因为那些作品的精华与蜀地的灵气,如同孩子与母亲的关系。这种精华、灵气一开始是注定要被历史上的中国诗坛中心排斥的,但是否正好说明了它的有力和有效,预见了它必定取而代之的前景?公元8 世纪初,一个中亚半汉化地区的李姓家族移居蜀中。这家的一个孩子长成少年之时,受到道家思想与“游侠”文化的影响,整日仗剑行侠,兴之所至散尽千金,或者轻率地违抗社会行为准则。这个少年侠客就是李白,夸张至极的行为与绮丽的诗歌使他在蜀地成了名人。8 世纪20 年代中叶豪情万丈的李白出川,开始沿长江漫游。然而这一次出川和10 年后的另一场漫游,都未给李白带来意想中的巨大声名——他的奇异的诗歌和放荡不羁的狂士性格,以及疑点重重的身世背景,都超出了当时以王维为中心的京城诗人圈与孟浩然等重要诗人的审美和交往习惯。他有一些追随者,但没有人认为他是伟大的诗人。孤独愤懑的李白始终游离在诗歌圈子之外,直到离世几十年后,才被韩愈、白居易等确认为盛唐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李白诗歌的声音当时只在一个叫杜甫的青年诗人的诗中得到了强烈有效的回响(但这好像就够了)。8 世纪40 年代中叶,李白的仕途遭遇挫折,他离开宫廷东行。正是在这次旅途中,李白认识了“有前途的青年人”杜甫。杜甫是真正理解、爱戴李白的诗人,李白诗歌的影响经过消化后灌注到杜甫那复杂的诗歌个性之中。

与李白相反的是,将近50 岁,杜甫才来到四川,一待就是3年,直到去世前两年才离开。在四川的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他的成都诗歌中,出现了老人成熟的、半幽默的自我形象,其中隐约可以看出来自狂士形象的影响。占杜诗现存数量1/4 的夔州(白帝城)诗,时而雄奇壮丽,时而萧瑟凄凉、沉郁顿挫,既格外严谨又极其复杂,是公认的杜诗经典。

四川是中国历史上的诗歌之乡,甚至当代也有人夸张地说,成都是中国诗歌的“首都”。的确,从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扬雄开始,历史上除了刚才提到的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陈子昂、苏轼、黄庭坚、陆游、杨升庵等都与四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 世纪80 年代轰轰烈烈的四川诗歌运动,90 年代至今四川诗人的个体写作都为当代中国诗坛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而四川和中国诗歌史上最有意味的莫过于李、杜二人生前飘零潦倒,不被推崇认可,死后却成了中国诗歌的代表——两座历史上最具高度的山峰。

现在的四川人幸福地生活在诗歌之中却浑然不觉。和其他地方一样,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写诗,也不知道正是类似他们现在的特殊生活节奏,曾经孕育出中国最璀璨的诗歌。三大诗歌纪念点——成都的杜甫草堂、江油的李白故居、眉山的三苏祠,隐没在九寨沟、黄龙等著名风景旅游点的光芒之下,显得遗世独立。

现代四川人对诗歌的态度恭敬而客气,可以用杜甫草堂的一块警示牌来代表,那牌子上写着:“诗歌圣地,文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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